向那些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无私无畏、团结互助、和谐友爱、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精神的青年志愿者、普通群众救助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家庭是民族精神的基础承载单位，家庭中蕴涵着的民族传统价值恰恰形成了对地方官员为代表的负面道德形象的反抗；
2、毛泽东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代表，毛泽东思想中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精神正面内容发展的最高点。
3、青年志愿者和普通劳动群众是民族精神的主体，这种无私、互助的性质是中国传统以来历史价值和到毛泽东时期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价值的体现，它冲破了资本和政治的异动逻辑，证明了社会主义真正核心价值的仍然顽强地存在。
4、民族精神表现为，无私无畏、团结互助、和谐友爱、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等基本内容，但是其实质都具有社会主义标本的特点。无私、团结、互助、勇敢等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的逻辑是悖逆的。因此，客观上，民族力量的展示会将帝国主义的肢解企图延迟数十年。
笔者一向坚持这样的观点：人们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那些显赫一时，无限风光的新闻性、轰动性事件上，而对那些并不起眼却在社会中稳定发生作用的琐碎事实不加注意，失去探索的兴致，因而极其容易丧失判断是非的标准。马克思正是从商品这样一个极其平凡的细胞中揭示了蕴藏其中的矛盾性，从而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的规律。科学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从那些新闻性、轰动性事件背后，揭示那些长期以来起作用的、稳定的社会潜流与矛盾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阐明方向。目前个别左派分子陷入一种近乎“高调词句不离口，危言耸听才罢休”的怪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群众，开始也确实引起了大片的掌声，最终却容易导致“人民每次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臀部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哗地一下子散去了”。左翼应当秉承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持久地将群众吸引过来。
地震中表现出的民族精神的大讨论，已经悄悄在网络、报纸、电台上成为热门话题。买办势力鼓吹什么普世价值，而左翼也在谈论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精神遗产，还有很多人重新发现了其中的民族精神传统、儒家文化或佛教文明的作用，更多的人茫然于理论的思考中难以得到准确的结论。因此在这一思想的争议中，就发生了一些在所难免的争论。
有人说，为什么左派自己还内斗？而且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叫《左派好斗，右派好和》。如果该文的主题是倾向于这个论点的话。那么我不得不告诉他，这是严重错误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不停地战胜对手，正是在斗争中不断求合作的结果，为了对付最主要的敌人，可以暂时和某些敌人、中间派联合起来，这一点和片面和谐、合二为一、调和等论点是有不同的。但是很多小资产阶级集团忽视了团结的必要性，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中，甚至以彼此的屠杀为争论的实践回答。比如，正是由于托洛茨基派的互相不团结，才使他们不断地分裂和再分裂，直至失去影响力。一个强大的左派，首先要能够团结那些可以团结的力量，当然这种团结是“在斗争中取得进步”的，是以“社会进步，人民根本利益”等民主原则下的讨论为前提的。
韩德强关于“地震的民族精神来源于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爱”言论起源于6月1日乌有之乡的学术沙龙。当时的沙龙现场以及后来刊发的沙龙简讯都引发了一些争议。笔者有幸在场详细听了韩德强的阐述。沙龙讲座式的阐发往往无法象文字那样能够进行详尽的论述，笔者相信韩德强必有他详尽完善的论证。无论是否有非议，他的这段言论都引起了我的思考。联系到农民问题在数年前的流行，笔者不得不说上几句。家庭确实在过去是被忽视的部分，正是这个被大家都有所忽视的角落里，隐含了一些重要的事实，因此韩德强的理论不需要推翻，而只是需要在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中加以补充即可。因此，在家庭问题思考的基础上，笔者归纳了三点：
一、在官僚和资本的道德起到破坏性和极端负面性的前提下，家庭隐藏着的道德力量恰恰承载着民族精神
可以认为，在四川地震中的民族精神恰恰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家庭是道德的直接体现者和承载者，尤其在政府的道德起到破坏性和极端负面性的前提下，家庭隐藏着的道德力量恰恰蕴涵了一些最朴素的民族精神。父母的爱之所以能够有力量，是因为他们爱的无私性。仅这一点，已经超越了西方的家庭观念。由于西方世界信奉一种丛林法则，所以他们在孩子成年时就将他们送到社会上，让他们接受丛林法则的考验。有人说，这种法则使西方的青年比东方的青年更有竞争力。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是符合资本逻辑的。但是正是在丛林法则的锤炼中，西方人认识到协作关系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如果你想获得别人的帮助，必须自己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
但是中国与西方有诸多的不同。在中国的家庭里，父母的爱不是作为商品来交换，而是更具有无私的性质。固然，我们可以把子女理解为父母需要传宗接代、养老等较为传统的民族习惯，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将这种血缘上的养育之恩作为资本的逻辑来简单地批判。
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如果把子女作为未来的投资，那么这种投资是不确定的，即无法预期子女就能够给自己带来收益。这种投资往往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中断，包括疾病、死亡、失去劳动能力或是本身没有创造价值的能力。有人说，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预期，但是多数人都已经有了样板。但是多数的家庭会发现，所谓的子女的回报往往是虚幻的。对老人来说，已经从早期的希望养老，转变为希望子女一切平安，子女更加幸福上来。即对于那些陈旧的目的性来说，父母已经将对子女施加返回于父母本身的那些希望转移到子女本身上来。
必须将城市和农村的情况严格区分开来。农村的家庭建立在单个的“准小私有”经济模式下，一个家庭的兴旺首先依赖于其经济来源的稳定性和家庭成员的和睦性。然而邓以来的改革恰恰是摧毁了合作机制，而重新使个体的、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的农村家庭恢复了。同时，农村家庭的高风险性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迫使农村家庭向两个方向求助：一个将独立的家庭扩展为家族势力；另外则是希望增加人口。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以来，中国的人口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在那些坚持要生育二胎的家庭，这些政策已经变质为商品交换，即交一些罚金，然后孩子得以出世。和富人微不足道的付出不同，农户可能因此在长达10年内保持贫困甚至温饱的状态，但是农民仍然愿意做这种亏本的买卖。当某个家庭中的某个子女丧失生命，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孩子能够安慰他们的精神，支撑他们下一步的生活。子女的发展寄托了他们的希望，也使他们获得社区内的尊严。这是个体经济的竞争本性决定的，同时这种本性从外部返回到内部，进一步强化了父母对子女的无限宽广的爱和付出。在个体家庭竞争的同时，父母在家庭中可能会强调子女要保护自己，不要把爱过多地给予别人，但是这一点恰恰是和父母本身对子女的无私的爱互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常常在80年代孩子身上表现出来分裂的性格特征，即爱国，爱别人，但是往往以个体的不受侵害为前提的。
城市和乡村有所不同。在城市里，居民多数保持一种较为疏离的状态，即互不关心，互不往来。如果承认这就是城市里人群的生活现状，那么会走向偏狭。城市居民只是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表现为这种状态，即那些传统的“乡邻”关系中是互相疏离的。但是他们仍然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乡邻”关系，他们的交际是有选择的。他们的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更广阔领域的朋友关系，都超越了单纯的地域相近性，因而具有稳定、交错的网状结构。这种结构体内是互相照应、互相鼓励和爱护的。即使那些看上去冷漠、自私的城市青年，其内心深处都隐藏着父母曾经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社会责任感的建立首先起源于家庭，这是地震中民族精神一个较为稳固的承载体，但是人类又能够超越家庭的狭小单位，从而开放到更为广阔的世界。这也是家庭本身蕴涵着的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结果：父母往往要求子女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但是同时作为父母又无私地照顾子女。这种无私和自私的浑然一体包含了矛盾的解决最终体现为国与家之间的关系。
刚才说过，如果在农村的个体经济中，家庭组成的相对稳定的家族势力不能互相协助，那么整个家族就将衰败。这是整体效应的结果。而每当某个家庭的成员考上大学，往往能够获得其他家庭的资助，当这位成员取得高于其他任何家族成员的地位，这些家族成员又会在面临风险的时期向他求助。农民居民还体现为几家关系好的农户在农忙季节的互相帮助。而类似的农村居民协助关系已经稳定发展了数千年，这种协作使农村居民获得了一种较为可信的、实实在在的保障。这是一种在血缘关系内的互助。但是农村计划生育中独生子女的政策又使家族势力在血缘关系上受到了破坏，因而更多地体现为朋友式、邻居式地协助。
这种互助协作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以往的论述中，我们往往把社会主义作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过来的，或者是作为马克思的西方基督-犹太文明的舶来品。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就有“老有所养”、“安居乐业”、“仁者爱人”等等的思想，这些思想恰恰是社会性的一种重要体现。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从集体利益考虑问题。如果不消灭剥削和压迫，那么全社会的友爱和协助，和谐和真善美就是欺骗人的鬼话。
二、毛泽东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主要力量支撑点
如果传统民族思想中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话，那么毛泽东思想恰好就是发展了其中较为健康部分。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就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精神价值中既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各扫门前雪”的反面思想，也有“兼爱非攻”、“老有所养”、“心忧天下”等正面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些思想被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冠以各类合法的名目流传。如果单纯以民族传统精神来说，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专制皇权社会的几千年以来，赈灾救灾体系就严重不健全，民众完全处于被自然宰割，互相掠食甚至吃人的境地。
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将中华民族思想中那些糟粕的部分抛弃了，从而将民族精神发展到健康良性的阶段。由其而来，又高于本原。即使是那些否定毛泽东文革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也无法否定毛泽东以其强大的民族精神重新统一全中国的历史功绩，如果在这一点还有人在毛泽东是民族魂上有疑问，那么他根本就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是叛国者。连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法律前提和历史依据都不承认，那么他只能是“中国人”；中国人这一名词的首要前提是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的存在，如果毛泽东没有统一并真正使中国独立、发展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我是中国人”，而会是“我是大雪国人，我是东突厥斯坦人，我是大蒙古斯坦人，我是满洲人”。家乡都不能作为其生命的前提，那么他还能够爱什么？
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力量中寻找到与社会主义的契合点，所以毛泽东能够取得道德的制高点，也因而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看到，最近的《人民日报》文章已经将四川地震救灾中的民族精神解释为社会主义互助精神的体现。这恰恰是民族精神中协作关系的“社会主义”表达，无论他们被解释为中国传统民族精神，还是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有其内在的相同点。其根本上都是在反对自然压迫、社会压迫和思想压迫中必然形成、以互助协作为基本内涵的自发社会主义倾向，而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其中最为集中的体现，即是民族传统力量的发展，也是社会进步力量的体现。
有人说，知识分子非要用一些帽子来概括这些行动，实质上是一回事，无须书呆子气。这种说法如果用于对待那些官僚化的学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官僚豢养的专家们无论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变换使用多少个字句，都是同一内容的体现，而不是某个新一代领导人的什么理论进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消灭真正学术的讨论，而且这一讨论对澄清思想是有益的。当我们梳理早期的教育，就会逐步回忆起那些对自己起作用的教导，而这些教导来源于那里，那里就是抗震救灾精神的来源。人类的意识，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回溯到行动本身那些潜藏于精神深处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理念。
三、普通劳动者的行动和普通劳动者本身是民族精神的主体
中国人民在地震中站起来了。这种站起来的状态意味着他们曾经跪在物质利益面前顶礼膜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发展为以人民币为中心以后，社会风气的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权力求租为特征，政府已经失去了道德的制高点，不仅在人民中丧失了政治信用，甚至以公共权力利掠夺群众，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异化为人民群众的对立物。
如果说，政府在四川地震中表现突出，那么只能借用温家宝的一句话，“人民养活了你，你们看着办”，这是人民血汗钱养活了你们，抗震救灾是你们的份内之事。如果把抗震救灾作为政绩，无疑是极其可耻的定位错乱。
而资本表现如何呢？资本，只不过想通过救灾获得人民作为消费者角色的倾向性。即希望人民消费的时候能够倾向于这些捐款者。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补捐，还是一些资本家的捐款行为，都具有非常强的利用爱国情绪换取商业利益的用心。
笔者说过，只有那些平时没有豪言壮语、普通的劳动者才是民族精神的支柱，他们在国家危亡，精英卖国的时刻总是能够奔赴前线，救亡图存。而那些无情攫取国民财富的资本家和官员，即使是在和平时期都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美国的绿卡，随时准备逃离这个国家。在地震中，成都富人区内和官僚机构的大院内出现了救灾帐篷，可想而知，他们多么地卑劣和无耻。
当四川地震中附近乡镇的村民在自己家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仍然做好饭菜，步行几天几夜将饭菜免费向灾民手中发放；当北川中学的老师奋力撑起出口处，让学生先行逃离，而她留给世界的只有结婚时购买的廉价戒指和项链；当出租车司机排起长龙向灾区进发，免除一切志愿者的油钱；当全国各地素不相干的人民赶赴灾区，冒着一万余次余震的危险，徒步几天几夜救助死亡的群众……我们才能够准确地意识到，只有这些人才是中华民族免于危难的希望。而那些在地震后狡辩“房屋抗震没有问题”的建设部门、教育部门和建筑开发商人，根本就是一个与民族利益悖逆的无良集团。这一点已经在地震之后关于学校校舍的解释中让人民看得非常明白了。
笔者可以说，只要是普通劳动者，他所捐出的任何一分钱，都是他劳动的体现，都是伟大的和不求回报的；而那些官员和商人，无论他捐了多少，都不过是把剥削的剩余价值归还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已。即使是这种归还也是包含了交换条件的，是希望在未来的剥削中更多地榨取剩余价值。
很多义愤填膺的左派群众认为这次地震更加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地方政府官员已经彻底没救了，基层政权已经烂透了，中央也没有指望了。从利害关系的方面去推算，和平演变对中央政府有百害而无一利。苏联、东欧的历史现实告诉我们，当国家彻底资产阶级复辟时，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央政府和党的高层。无论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苏联，都是以最高领导集团被反攻倒算，被彻底打倒，被审判甚至处决为结局的。地方官员可以选择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但是中央领导集团就只能承担历史的被惩罚者角色。尤其是共产党执政近60年以来，国内外积累的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已经错综复杂，如果中央政府敢于启动资产阶级共和国计划，那么首先被埋葬的，就是自己。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央领导集团应该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否则被官僚买办精英忽悠到阶下囚的地位是无论任何后悔药都买不回来的。以这个历史经验为前提，在这一点上，我赞成李北方的意见。我仍然和李北方一样，持有被很多左派批判的“残存的幻想”。因为我相信，是制度把人由一个正常的好人变成了贪官污吏，人的腐化堕落只是制度腐化在人身上的体现，不能只把矛头对准某个官员，而是要批评和反对产生类似现象的制度土壤。无论一些中央领导人是否进行了内部的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只要政府中还有爱国者，还有社会主义者，还有清正的官员，还有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中央领导干部，哪怕他只是残存着一部分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就要把他争取到人民方面来。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我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会最大限度地孤立少数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哪怕这个力量在99%的时间内是动摇的。
四、民族精神的崛起使官僚卖国和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计划有望延迟
有人谈到地震中80年代后青年的表现后感到失望，认为地震结束后，人们将不再记得这次地震，而是恢复了那种极其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对“崛起了的人”的理想化期望具有乌托邦空想、极端片面的成分。不能指望苏醒了的人没有任何缺点，也不能指望我们唤醒了的民众身上没有任何缺点。这种对群众的“没有任何缺点，绝对完美”的迷恋是一种空想。大家都记得毛泽东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英雄”的话，但是忘记了他的“人民需要教育，需要长期的教育”的话。如果群众尚不觉悟，那么他们选择的可能是皇帝。只有让人民在劳动斗争、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中不断地觉悟、锻炼、成长，才能够谈到人民决定历史。
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斗争会使青年们成长起来，会使他们逐步抛弃个人的狭隘眼界，将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放到首要的位置。但是要抛弃一场地震就能造出大量完美的社会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的幻想。即使是毛泽东，也是经过几十年的军事、政治斗争才成长起来的。地震只是觉悟和教育的开始，而不是终点。
李北方对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秋后算帐”理论引起了广泛的认同。这一理论在四川地震以及地震后官员们的表现中得到体现和确认。但是如何将“秋后算帐”体现为一种团结、可操作的行动，则是一个更为紧要的问题。官僚集团垄断了学术、舆论和政治话语权，民间缺少能够对地震建筑权威调查的“独立、客观专家”，加上舆论无法脱离官僚影响，因而“秋后算帐”虽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引导，却会陷入虚化。最多又恢复到网络的漫骂和无关痛痒的争论中来，因而无法形成强大、统一、团结的舆论监督力。官僚可以对这些一盘散沙，又没有任何学术背景和没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的言论嗤之以鼻，置之不理。
分散的力量永远是无力的和容易控制的，因而毛泽东促成人民的集中团结和合作化，但是新的官僚们却希望人民是分裂的，思想越多元越好，新资本阶层也家户以尊重个性为借口使单个个体零件化，一个分裂的人民是容被统治的。而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不仅需要人民的分裂，而且最佳的方法是促成中国版图的分裂，一个人民分裂，民族分裂，版图分裂的国家无疑是容易控制。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公开讨论过中央与地方的分裂、版图的分裂以及意识的分裂问题。但是地震使帝国主义者将灭亡社会主义互助精神、团结精神和反压迫精神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希望破灭了。青年人将很快发现隐藏在社会肌体中的社会大地震，在这场地震中人们将不得不选择和反抗地震一样的精神。也许人们在政治灾难来临以前还无法判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么在阶级斗争水落石出的“棺材”面前，他们不仅将流下眼泪，而且将抬棺奋起。地震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精神优势，而且尽情地表达了官僚体制的堕落腐败、推卸责任、狡辩欺骗的本质，展示了作为“新社会阶层”资本家集团的冷漠、自私、肮脏，揭露了西方极端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势力的丑陋嘴脸。
毛泽东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正是在反抗社会、自然、思想的压迫的几千年实践过程中，中国人民才形成了团结、友爱、互助、和谐、无私、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精神价值。在这种精神价值展示的力量面前，连帝国主义的媒体也不得不钦佩英勇的中国人民，这一自然斗争和先期发生的保护奥运圣火、抵制家乐福的行动结合起来，明确警告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国内的买办势力：
任何试图出卖中国主权的势力，都将在人民的爱国意志面前被扫荡出历史的舞台。如果他们坚持出卖金融主权、领土领海主权和人民主权，面临他们的，将是人民意志的惩罚。他们能够抵制家乐福和CNN，也将能够反抗买办。在地震中失去一切的那些群众，灾难赋予了他们巨大的无所畏惧的力量，将会成为试图维持官僚体制者崩溃的现实起点。
![SiS001! Board - [第一会所 关闭注册]](images/green001/logo.png){kind=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