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毅，是一个最早鼓吹“台独”的家伙。1910年出生，三十年代初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工学院，后获美国俄亥俄大学博士学位。1940年，廖文毅返回台湾经营企业，任大承兴业、大承产物、永丰等公司的董事长。1947年，他主持成立了“自治法研究会”，开始鼓吹“台湾独立”。这时，廖文毅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被圈进了通缉名单，只得仓皇出逃，在香港栖身。

　　廖文毅离开台湾后，全力投身于“台独运动”，他在香港成立了“台湾

再解放联盟”，又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书”，要求“托管”台湾。廖文毅的活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曾动过扶植其执掌台湾大权的脑筋。

　　由于有美国人撑腰，廖文毅有恃无恐，1950年在日本又组建了“台湾民主独立党”，自任主席。1955年，索性把事情搞大，在东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次年又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封“大统领”。1960年，在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

　　廖文毅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受到台湾民众的拥戴，有资格与蒋介石抗衡。也自有一班失意政客、落魄文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充当幕僚，出谋划策。

　　买定刺客

　　有幕僚向廖文毅献计：“中华民国”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中华民国”也就完蛋了。“台湾共和国”必能名正言顺地成立。

　　廖文毅一听，连称“言之有理”，于是便让幕僚物色刺客，暗杀蒋介石。终于有一李姓幕僚物色得一个合适人选，荐往廖文毅处，廖听了介绍，十分满意，便决定约见。

　　刺客名叫郑松焘，自称是郑成功的后裔，毕业于日本人办的“台湾警察学校”，学的是刑侦专业，曾经在台北市警察局当刑警。后被开除，不得已赴日本当保镖。他和李幕僚沾着点亲，李找到他一说意思，他拍胸夸口：“给我五百两黄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

　　最终，廖文毅和郑松焘谈妥几点：一、行刺蒋介石，只要开枪，不管击中与否，赏黄金五百两；二、开枪击中，轻伤加赏黄金一百两，重伤加赏二百五十两，毙命加赏五百两；三、赴台旅费及活动经费，概由廖文毅支付；四、此行如果丧生，一应身家后事由廖文毅负责料理，如果负伤，也由廖负责提供诊治、疗养费用。

　

　　借枪“防身”

　　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从东京飞往台北。

　　郑松焘在台北市内的“白龙宾馆”办妥入住手续后，立刻给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刑警岳安和打电话，邀其来宾馆一晤。

　　岳安和和郑松焘是小学、初中、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

　　次日，岳安和如约去宾馆，见面后郑松焘说自己最近已经改行做了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因自己是台湾人，所以人家安排他负责一个专门介绍台湾政要人物日常生活情况为内容的栏目。最后，郑松焘说：“安和兄，这样吧，先谈蒋介石，他是‘总统’，我向读者介绍，当然先要介绍显赫人物。”这样一连“采访”了三天，郑松焘对蒋介石的有关情况已经烂熟于心。但作为一名合格的刺客，在了解行刺目标的有关情况的同时，还须考虑自己行刺后的退路。郑松焘盘算自己下手后，肯定难以用合法的方式逃离台湾，只有以偷渡出逃。他决定先去安排好偷渡事宜，免得事到临头措手不及。

　　郑松焘花了三天时间，找到了一个当年的熟人。此人很仗义，没收郑松焘一分钱，就给他办妥了届时从嘉义登船偷渡离台的有关事宜。

　　也是巧，这天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蒋介石将于次日下午二时去“革命实践研究院”作演讲。郑松焘于是决定次日行刺。

　　由于海关检查的关系，郑松焘入境时不能携带手枪，他事先已经盘算过，想向岳安和借用。郑松焘给岳安和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准备到龟山岛去走一趟，为安全计，想借一支手枪带着防身，希望老朋友给予方便。岳安和一口答应，约定当天午夜前后把手枪和子弹送往宾馆。

　　岳安和接到郑松焘的借枪电话后，口头上虽然答应，但心里已经觉得不对头了。郑松焘刚抵台北时，并没说过要去龟山岛；况且，龟山岛既无野兽，也无海盗，对于旅游者来说，安全不会发生问题，无需携枪防身。岳安和又回忆了郑松焘来台湾后的一些情况，发现他所打听的全是与蒋介石的安全有关的内容，又联想到报上已公布了蒋介石明天下午要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消息，不禁一愣：郑松焘偏偏要在这个当儿借手枪，这难道是巧合吗？岳安和想到这里，坐不住了。行刺“总统”，乃杀头之罪郑松焘作为凶手固然要受制裁，我岳安和提供情报、武器也逃脱不了干系怎么办？岳安和考虑多时，决定向当局举报。

　　岳安和干了多年的刑警，头脑活络，思维清晰，作出举报决定之后又反复考虑：该向哪个部门举报？他要好好掂量掂量。

　　妙计举报

　　岳安和考虑许久，最后决定去向蒋经国举报。

　　但岳安和知道若是照寻常方式求见，绝对是进不了门的，所以他想了个奇主意———

　　岳安和骑了一辆二轮摩托车，驶到中正路五号蒋经国官邸，忽然一个急转弯，摩托车直往官邸大门冲去。说时迟，那时快，两个便衣大汉似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般，突然双双拦在当道，一个如鹰抓小鸡似的把岳安和从摩托车上抓揪下来，摔在地上；另一个飞起一脚从横里把摩托车踢翻在地下，那车轮犹在“突突”地飞转！

　　岳安和的目的达到了。蒋经国在官邸小客厅里接见了这位不速之客。蒋经国微笑着，用温和的口吻问道：“你如此急迫地要见我，究竟有什么事情？”

　　岳安和说：“有人要行刺蒋‘总统’！”笑容从蒋经国脸上退去了：“谁？”

　　“他叫郑松焘，从日本来……”岳安和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通缉刺客

　　蒋经国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往蒋介石官邸打电话，向官邸侍卫长下命令：“从现在起，按战备措施进行官邸警卫，外人———不论是谁，一律不准进入官邸；‘总统’若要出去，必须力劝，劝不住给我阻住，就说是我进的言，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当面解释。”

　　接着，蒋经国又给“安全局局长”陈大庆进行了布置：“事不宜迟，你把手下的精兵强将调上二三十个，叫岳安和带路，去白龙宾馆把郑松焘逮住，由你亲自审讯，弄清行刺背景，立即报我。”

　　蒋经国布置妥当后，驱车前往蒋介石官邸。官邸里，警卫人员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庭院里遍布明岗暗哨。不过蒋介石本人对此毫不知晓。蒋经国让侍卫长进卧室通报。侍卫长一说蒋经国求见，蒋介石当即坐起来：“叫经国进来！”蒋经国走进卧室，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并建议取消明天下午去“革命研究实践院”的安排。蒋介石点头同意。

　　这时，官邸值勤秘书进来报告，说“安全局长”打来电话：郑松焘已经离开白龙宾馆，不知去向；目前，一部分人留在宾馆守伏；其他如何安排，听候指示。

　　蒋经国还未开腔，蒋介石已经叫起来：“叫他们紧急出动，全岛缉捕刺客！”

　　郑松焘是怎么察觉苗头不好的呢？郑松焘在给岳安和打电话要求借手枪后，出于小心，悄悄叫了辆“的士”来到台北市警察局附近，停在暗处观察。郑松焘是刑警出身，熟悉“圈内”情况，知道岳安和如若对自己产生疑意，不会向警察局上司报告，而必定会去哪个特工衙门。果然，只一会儿，郑就看见岳安和驾着摩托车出了警察局大门。他马上让“的士”司机驾车跟踪，一直跟到中正路五号蒋经国官邸门前，目睹岳安和驾摩托车冲撞大门一幕，于是便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郑松焘甚至连白龙宾馆也没回去，随即另雇一辆“的士”，长途行车240公里逃往嘉义市，找到预先联系好的关系，连夜逃离台湾岛，经香港返回日本。

值的一看。。只是好象是自己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