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神鬼殊途：近代中日军事外交比较

　　孙子认为“其上伐交，其中伐谋，其下伐兵”。所谓“交”是指外交，即国家在维护和争夺国家利益时能够积极妥善的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和影响力，取得舆论乃至军事的支持，扩大自己的阵营，威吓敌人。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效果。外交作为一种无形的国家力量实际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均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被迫开国，都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态度上，两国却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定为六部之首。由明治天皇的亲信、王政复古政变领袖岩仓具视为担任部长。岩仓于1871年11月组织包括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员一同访问欧美，一方面在西方树立自己的新形象，探求改革之路；另一方面则加紧谈判以废除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得平等交往的地位。岩仓使团出国访问长达22个月，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由于外交被赋予国务之首的地位，因此外务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才。通过他们，日本的外交优先理念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统治阶层的自觉意识。

　　日本外交具有奉行实用主义和实力主义的“町人（幕府时期的商人）根性”，这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外交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同所谓的绝对正义。对于当时通用的“万国公法”具有清醒的理解和认识。一方面他们与西方列强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来对东方国家则拔刀相向，巧取豪夺。

　　相比之下，中国的外交则完全被忽视了。中国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诸国只有朝见纳贡的地位，反映了一种愚昧无知、妄自尊大的心态。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在列强的强烈要求下才成立了带有外交性质的总理衙门。但是外交在这个部门里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盲肠机构”。外国使节进驻北京，清政府还是坚持不派遣使节，直到发生“马嘉里案”清政府才被迫派人前往英国道歉并充当驻英公使。而第一位外交官郭嵩焘却遭到当时社会主流的嘲讽和打击，他不但被士大夫们斥责为“鬼使”，就连家乡父老也要把他开除县籍。当时中国外交官的境遇可见一斑。洋务运动虽然培养出了一批专业外交人才，但是洋务派的大吏们却不忍把辛苦调教出来的 “爱徒”下放到没有出路的外交部门，结果学无所用，造成了人才浪费。

　　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体系仍类似于先前的理藩院，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政方针上也没有发言权，加上人才匮乏，庸人当道，因此对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勉强应付诸国和维持“洋务”足矣。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同时由于缺乏对国家主权的认识，没有原则的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洋务派的代表李鸿章坚持“以夷制夷”外交思想，一出现矛盾就寄希望于他国调停，这种手段的本质实际上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可惜外交终究不是内政，其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升号事件。1894年，日军对清政府不宣而战，击沉了英籍中国船只“高升号”，船上所载将士死伤惨重。清政府以为日军不敢袭击英国船只，即使袭击日本也必会遭到欧美国家的抗议不战而退。因此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被动等待的姿态，期待列强的调停。谁知日军更高一筹，海战中他们及时救起了船长、大副等重要人物（均为英国人），同时对被俘的一百余名清军将士也极尽优待，制造出“人道主义”的假象。另一方面，日本驻英大使四处奔走，向英国政府保证积极赔偿损失，惩办“肇事”军官。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等国际法专家也都撰文支持日本，指责“高升”号非法为中国提供军事服务。就这样，日本凭借一系列的外交手段不但取得了国际舆论的谅解和支持，还在一定程度上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为甲午战争的全面爆发赢得了积极地外部环境。

　　中国认为外交乃结鬼，日本则认为外交可通神；中国认为“夷人可以信义笼络”，日本认为“豺狼世界，不以道义交往”。正是这种不同的态度使得两国在近代外交斗争之路上优劣分明。

“18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均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被迫开国，都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态度上，两国却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提示一处笔误，18世纪中期应改为19世纪中期为宜。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史实阐述的也很正确。一个是老迈腐朽的封建王朝，纵然有个别贤达也不能力挽狂澜了；另一个则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日出东方之时，纵然有个别昏聩无能之辈也无法阻挡新日本的诞生和发展。正所谓时也命也。
还好，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中国之复兴既在我辈呀，好好干吧

两国根本没有可比性，中国地大人多，老祖宗自己努力，为后代华夏子孙留下来一块大的净土，这就决定了中华帝国是大国的特征，日本地域狭小，人口密集，为了怕被别国秦灭，骨子里就得掠夺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所以中国和日本没有可比性，中国和日本经济能力都很强，但是中国是总量多一些，日本是持续发展量多一些，日本的生产制造能力在中国之上，日本的军事工业有若干项也很强，包括造船，机械，电子，人工智能都很强，但是因为政治原因，睾丸始终在美国人手里，所以日本和中国的前景不同，日本与中国的竞争和敌视，要比美国大的多，因为中国曾经被日本侵略过，所以自己也担心有朝一日被中国侵略，所以日本担心，而美国只关心日本的钱，其他不在乎，所以日本和中国政治不同，日本的资源匮乏，必须长期依赖进口，当今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对海外能源的获取，最后是国土领域的纷争，尤其是东海和钓鱼岛等主权问题始终是心头之痛，因此中日不可比，不具有可比性，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都没有相似的地方。

日本国小人少，资源贫乏，很早就有走出去的意思。日本人从隋唐时期开始，遣隋使和遣唐使，都是外交上下了大功夫的。
其实日本的幕府末期和中国清末形势是非常相似的。皇权都旁落，日本是幕府掌权，中国是宦官太后掌权。中日都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结果都遭受了西方的侵略，中国是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本是萨英战争和马关战争（四国联军，相似相似）。面临亡国危险，两国国内都掀起了资产阶级改革。中国是戊戌变法，日本是明治维新。而且这两者都是由上至下发动的，都有皇权回归的目标。但是结果却是一失败一成功。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一直很关注中国的情况，虽然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发生的大事日本人还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明治维新开始于1868年，之前日本看足了中国的教训，到了本国危机来临时，意识基础比戊戌变法时的中国好得多了。
还是有很多可比性的。通过对比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我个人觉得能更清楚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

[ 本帖最后由 runot2far 于 2009-11-10 16:57 编辑 ]

当时中国的问题是认识不到自己已经是落后的代表人物了，以老大自居了几千年后(大多数时间也真的是)，始终不愿相信这个事实，“师夷洋技以制夷”，这个“夷”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心态；反观日本，一千余年的虚心求教，使他们能够很快的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正视自己的不足；在这一点上的差异，导致的结局，的确令人扼腕叹息啊。

其实何止19世纪的清朝是这样，你看看现在还不是满足一些阿谀奉承之辈提出“和谐”“盛世”之类的词迷的晕晕乎乎的领导人现在还不是开始忘乎所以来了，几百亿美元的对非无偿援助大家难道没看到一个新的隋炀帝出现了吗？随便说说这些阿谀奉承之辈也是一群没有大脑的蠢货！你们提出盛世的时候难道没想到盛世一过就要走下坡路了吗？喜太子上台后那不是要走下坡路？？？你们这群蠢才一点余地都不给喜太子留。。。。。。。

其实中国在外交上最厉害的人没有提啊！那就是号称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
不论别人怎么说，李鸿章确实在对外上面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就是用了互相牵制，意见难以调和得方法。对于李鸿章出使西方都是受的最高礼遇，说明外国人对他的看重。在签马关条约的时候，脸上挨得那一枪差点要了他的命，他没有取出这颗子弹，他带着这颗子弹去谈判让伊藤博文很是理亏少让中国陪了1亿两，在辽东的问题上他利用各国利益的争斗保住了辽东半岛。
在后来的在辛丑条约的签订上，八国联军还不是让李鸿章出山才能谈，因为只有他才懂洋务。
我们的外交人才少，但是李确实是个人才。

几乎没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往事，从那时候开始日本就已经一步步的毒害中国了，直至1945被打回自己的老窝！

现在减免非洲债务，虽然花了很多钱，但也是不得已为之。美元贬值，以后可能都是废纸，这就造成，以后这些国家的债务很容易偿还。与其到时候让他们轻松还债，不如现在慷慨一把，让他们记得我们的好。起码也是我们付钱，他们相应的给与我们政治支持。这就是国际关系，只有利益，不存在温情。说起来有些悲哀，但确实是实际。

楼主好象忘记了弱国无外交的这个句话,日本在外交周旋的同时,大力发展自身实力,这才是他外交成功的重要保证,怎么能简单归结为没有积极外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