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人文】老知青嘲笑新知青：你们这些傻瓜 你们遭骗了【揭榜成功，悬赏结束】

核心提示：母亲说当时她们兴高采烈地下车，刚刚务农回来的知青懒散地站在山路两侧，没有热烈欢迎，那些人都像终于得到了心理平衡一样向她们发出嘲笑：你们这些瓜娃子(傻瓜)，你们遭骗了！


穿梭在一片又一片玉米地里，阳光早已撕裂了我的皮肤，好不容易找到一片真正的树荫，赶紧停下来大口喘气，再大口喝水。惊喜地发现手机信号良好，然后给女朋友发短消息，一点也不夸张地报告：今天在野外勘测又走了十里路，翻了两座山，过了三条沟；因为在裸露的山头和悬崖边架设仪器，所以不可避免地在一周之内第二次被太阳晒掉皮。不多时，安慰的话语随着短信提示音从手机屏幕上跃入眼帘，这种仅次于空调与冷饮的安慰在原始与焦灼的山野中已经是一种奢求。

中午在老乡家吃饭，有人抱怨桌上八碗菜六个都是回锅肉，然后提出今天谁先收工下山谁就负责今晚的夜啤酒、按摩等等。合理的要求立刻得到了广大同伴的回应，嘶哑的声音忽然有了湿润的成分，居然还有人有精神深入探讨“等等”包括哪些内容。

天黑的时候，回到旅馆的人都只有洗澡的力气，睡死在床上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心里对中午的安排表示遗憾。

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连续一周如此过早就寝入睡继续表示惊奇。我告诉他我这一个礼拜已经把这一辈子的苦都吃过了。其实我还不是很想睡觉，但是我知道老头子接下来要说什么，所以我装出比现状还要疲惫不堪的语气十分抱歉地挂上了电话。

但是挂上电话，我觉得我依然能听到他在说什么：无非就是他的青春无悔；无非就是他上山下乡的八年经历；无非就是因为他的经历从而对我寄予无限的关怀和希望。

这些话听了二十几年，他一个人要这么跟我说，他跟母亲两个人也要这么跟我说，他和他的同学、战友都要这么跟我说，而且不仅仅对我，还对和我同辈的这一代人。

说到我所接触的知青后代，那些与我同龄的亲戚、朋友、同学，大多已经对父辈时常讲述的知青经历感到麻木，甚至是抵触。

我经常对父亲说，别以为我还关心你们的知青经历是因为我有什么狗屁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我只是因为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关心你们的“青春无悔”而觉得我关心一下会使自己比较“另”(另类)。也许只有这样偏激地追求个性化，才觉得自己不会被现实与社会所同化。

父亲不到17岁就下乡了。

想一想如果是自己在那个年龄，养尊处优、细皮嫩肉的一个男孩子，要坐5天车，然后背着巨大而沉重的行囊徒步十几公里走到驻扎地，然后扛着农具在农场或荒山上干活。然后一连八年都在这样的农场生活，没有垃圾食品，没有网络，没有大型超市和步行街，就连听一首张靓颖的外语歌曲都是作风问题，工作一天下来只能吃传说中的忆苦饭，没有夜啤酒没有浴足城，那可怎么活呀？

就在2003年年初，我随父母回到了那片承载他们记忆与情感的红土地，亲临现场听、看和触摸到他们曾经描述的环境与生活。那是他们离开农场25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套用一句恶俗的电影台词：农场拥有他们，他们总有一天会回到农场。

回去农场的那几天，我白天穿梭在橡胶林子里，装模作样地拿着割胶工具，尽量摆出多一点pose(姿势)照相，晚上就坐在连队的操场里仰望纯净的天空，一边数星星一边调侃父母当年恋爱竟然也能有如此环境，当真浪漫得让现今所有年轻人嫉妒得往死里去。可惜，如果山角有一家大型购物超市，有一家网吧，再有一家洋快餐店，那就更完美了。

在农场的时候，每走过一个记忆点，父亲总要或多或少做出一番讲解，当年这里发生过什么，他在这里做过什么。我站在那片与我的血缘息息相关的土地上，忽然发现自己从未如此强烈地愿意去相信父亲所有近乎于传奇的经历。我仿佛亲眼看到了年轻瘦弱的父亲翻过棺材山、奶头峰，挑着一百斤白糖往返几十里，最后躺下来三天都没能起床的情景。

我离开农场后，经常回忆起父亲与留守农场的知青相聚一堂的景况：他们在饭桌间、酒席上的拥抱、痛哭、流涕和互诉衷肠，从白天一直到深夜说不完的龙门阵，那种场面、那种情感让我终于有勇气痛痛快快、彻彻底底地鄙视时下流行的韩剧中自以为是的煽情了。

我不敢说我是真的理解了他们的那份情感，但无可怀疑地是我被这份情感所感动，所震撼。那一夜依然星光灿烂，他们不是矫情恶俗的装腔作势，而是在历史天空下人性表达的真情痕迹。

出差前的一个月，父亲的战友拿来一张碟片，是某个电视台做的知青专题节目。母亲说那天下午，也如往日般有许多电话催父亲去参加牌局，但结果父亲破天荒推掉了牌友之约，腆着啤酒肚安安静静、端端正正地坐在电视机前看了几个小时，叹息了无数次。然后，打了好几个电话给别的战友说自己这里有这么一盘碟子。

我毫不怀疑那张碟片内容所能产生的巨大威力。我刻薄地说一句，父亲于工作，于家庭残留的责任感除了他的家庭教育，完全要归结于他的知青经历和此后残留的知青情结。

出差前，父亲不胜其烦地说他当初比我还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辛苦地劳动，在荒山上走一天连个会动的东西都看不见；当我出差在外，电话里又对我的抱怨不屑一顾，因为早在比我现在更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幸好我早已学会并已习惯如何在他滔滔不绝地说教之前怎样回避或者怎样委婉地挂上电话。

相对于安静的母亲，父亲对知青时代的过多回忆显然让人感到审美疲劳。母亲对于知青岁月的回忆本来不亚于父亲，但是母亲总是把展示口才的机会让给父亲，只是她没有想到生下如我这般叛逆的家伙，没有对自己的父亲产生盲目的个人崇拜。我知道在知青家庭中有很大一群人跟我的父亲一样，习惯于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习惯于在子女面前一千遍一万遍地唏嘘叹息。所以我更愿意关心像母亲这样常常对知青岁月的评价惜字如金的少数派报告。

比如说父亲总是说自己以前在连队里多么不得了，经常聚会的老战友也总向我称赞父亲以前在连队里的英姿飒爽，整个就是一个十项全能，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实力派超人气偶像。

每每有人如此公开称赞我父亲的时候，母亲总是很安静，时不时还要背过身告诉我，父亲在知青岁月里的确是属于“极品”的那一种男人。

就是这样“极品”的男人，却也要煞费苦心去追求我的母亲，我只能对那些九霄云外的溢美之辞表示怀疑。至于传说中万里挑一的“极品”，很显然，我父亲不是，我母亲才是。

在母亲讲述的极少的知青往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16岁下乡，1971年6月30日在耿马下车后背着背包走了十几公里到团部。那样娇小的身躯是以怎样的力量坚持负重走下那十几公里山路？母亲说当时她们兴高采烈地下车，刚刚务农回来的知青懒散地站在山路两侧，没有热烈欢迎，那些人都像终于得到了心理平衡一样向她们发出嘲笑：你们这些瓜娃子(傻瓜)，你们遭骗了！

一次母亲在山上挖坑，突然天降暴雨，16岁的女孩子本来就完不成连里下达的任务，老天爷又助纣为虐，结果母亲只有在雨中大哭。父亲说那天是他把母亲接下山的，好像这就是一段美好姻缘的红线绳头。我听信父亲这段描述至少十余年，直到前些日子和母亲一起看那张碟子时说起，才知道接母亲下山的另有其人。事实一出，我反倒还不好说父亲什么好，回忆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增加美感，变得远离事实。大概从父亲的主观意愿上还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绅士风度以及这场婚姻表现出的浪漫情愫。然而事实却是如此无情，经多名父亲战友证实，父亲和母亲的正式交往还在发生这件事的好几年后。

也许知青的整体回忆正如同父亲关于和母亲交往的回忆一样，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以及证明所经历的历史的价值，回忆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错位。而这种错位的回忆成为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与他们经历的历史交融、混杂、搅拌、同化、沉淀，最终成为他们自己，装点着他们并不辉煌，并不浪漫，并不传奇，反而是充满着枯涩、痛苦、烦闷、辛酸的前生，照耀着他们已近迟暮的、包含着遗憾和忧伤的人生的最后路程。

母亲从小教育我，牺牲的是烈士，活着的是英雄。而且母亲属于根正苗红那一派，不知道犯了哪根筋也会去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母亲跟我说她当初老实巴交地在荒山野岭拖着弱小的身躯跟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的时候，我很难把这些经历跟她平日里对我的教导联系起来。

我问母亲她劳动的时候我父亲在做什么，她说我父亲在主持工作，在开会，还给她偷会议桌上的瓜子和油炸花生米。

我立刻站起来表示：真希望昨日重现——原来那个时候只要几小包瓜子、油炸花生米就能骗到如此美丽善良的姑娘！再看看父母的定情信物，不过就是一口手工打造的木头箱子。

我当着父亲的面对母亲说，妈，你应该把肠子都悔青了吧，就这点儿破东西都让你昏了头，太不应该了？我上缴全月工资有些人都还不给我好脸色看。

母亲连声说，大意了，大意了，只怪土匪太狡猾。

我突然发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爱的方式。时光无法倒流，让我去理解我的父亲母亲，谈何容易？

我依然在野外作业，是21世纪的天空了，时间已经远离父母的知青时代整整30年了。

父亲又打来电话鼓舞士气，一样的陈词滥调，什么读多少书不如走多少路，说什么此次外出勘察对我的认知有大大的帮助。我赶忙表示要进入信号盲区，有什么要紧的以后再说。

结果我倒先想到了些要紧的，我大脑发热，口无遮拦：你完全应该向你的同辈们学习，远的不说，就说邓贤叔叔，虽然他写了《中国知青梦终结》，但还在耕耘别的作品，张清聪叔叔一直都在从事艺术研究，最时尚的还是创办了知青网站的进勇叔叔，你看看他们，还不是人过中年，但是他们就比你活泼可爱多了！

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我也沉默了良久。我们似乎隔着30年的时空在对话，尽管我们互相能听懂对方的语言，但我们似乎无法真正懂得对方的意思。就在这一刹那，我说出了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段话：老爹，我出门在外你和妈大可放心，我身上流的是你们的血，我是知青的后代，我们现在吃的这点苦跟你们完全没得比，只能算是一次小小的锻炼。张清聪叔叔不是说，“我们自己一定要强”，老爹你放心，儿子也一定会比你们强。

挂断电话，意味深长地吸了一口气，拿出步话机大声说道：今天晚上要去洗脚的就吱一声，我反正一定要去，再不去人就要死了，通话完毕。

话音刚落，步话机里就传来迫不及待的“吱吱”声，声音迅速在山谷里回荡开来……

[ 本帖最后由 表情 于 2014-1-13 12:37 编辑 ]

【悬赏揭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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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1-2]文革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上山下乡运动，对大多数知青们的确是一个严酷的锻炼，客观上并没有解决我国农村三大差别，由于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历史环境下，知青各自家庭政治背景的不同 ，知青返城的政治待遇也是不同的，也存在着下乡锻炼镀金走过场和所谓的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现象，有些地方知识青年在农村遭受强奸迫害的事件也屡屡发生，特别是最后期返城的部分知青，多数是文革遭迫害最后得到解放平反的家属子女们，他们是最后一批被中央下发文件各省经过统计上报落实实名回城的。至此，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返城工作彻底结束。[3]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国家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文革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尽快对红卫兵做出处理。文革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3]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即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农垦事业。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7-8]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悬赏揭榜】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1-2]文革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上山下乡运动，对大多数知青们的确是一个严酷的锻炼，客观上并没有解决我国农村三大差别，由于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历史环境下，知青各自家庭政治背景的不同 ，知青返城的政治待遇也是不同的，也存在着下乡锻炼镀金走过场和所谓的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现象，有些地方知识青年在农村遭受强奸迫害的事件也屡屡发生，特别是最后期返城的部分知青，多数是文革遭迫害最后得到解放平反的家属子女们，他们是最后一批被中央下发文件各省经过统计上报落实实名回城的。至此，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返城工作彻底结束。[3]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国家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文革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尽快对红卫兵做出处理。文革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3]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即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农垦事业。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7-8]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悬赏揭榜】





上山下乡简介：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1-2]文革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上山下乡运动，对大多数知青们的确是一个严酷的锻炼，客观上并没有解决我国农村三大差别，由于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历史环境下，知青各自家庭政治背景的不同 ，知青返城的政治待遇也是不同的，也存在着下乡锻炼镀金走过场和所谓的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现象，有些地方知识青年在农村遭受强奸迫害的事件也屡屡发生，特别是最后期返城的部分知青，多数是文革遭迫害最后得到解放平反的家属子女们，他们是最后一批被中央下发文件各省经过统计上报落实实名回城的。至此，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返城工作彻底结束。[3]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国家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

[ 本帖最后由 maosir 于 2014-1-11 19:26 编辑 ]

上山下乡是当时中央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最直接的政策，虽然这种方法有点过激，也使得很多当时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浪费了宝贵的青春。但是，知青，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必然有其存在的无奈。当时的知青一代不是最终也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的弄潮儿吗？历史是不断发展和前进的，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我们可以去回忆和缅怀，但是无需苛责。

上山下乡是当时中央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最直接的政策，虽然这种方法有点过激，也使得很多当时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浪费了宝贵的青春。但是，知青，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必然有其存在的无奈。当时的知青一代不是最终也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的弄潮儿吗？历史是不断发展和前进的，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我们可以去回忆和缅怀，但是无需苛责。

上山下乡是当时中央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最直接的政策，虽然这种方法有点过激，也使得很多当时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浪费了宝贵的青春。但是，知青，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必然有其存在的无奈。当时的知青一代不是最终也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的弄潮儿吗？历史是不断发展和前进的，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我们可以去回忆和缅怀，但是无需苛责。

没有深刻的反思，会永远活在轮回中。

我也来揭个榜！

上山下乡运动简称上山下乡，指的是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开始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但上山下乡的对象，大多数是城市里政治斗争的失利者。如右派，如文革中文斗武斗的失利者。对当时的知青来说，鼓动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年，河南省郏县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此写道：
“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的这段话，后来被广泛用于动员青年离开城市。当年还有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作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在1960年代血统论兴起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们更愿意参加上山下乡，不仅是因为没有其他出路，还有人希望在政治上洗清自己。但由于城乡巨大的差异，1966－1968年之间，大批知青趁文革爆发，逃回城市，有的加入红卫兵，有的躲在家。

大规模上山下乡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夏天也训斥了北京的5名红卫兵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在当时，很多青年是“满怀热血”地响应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随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做军,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有人认为，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鼓励个体户经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大陆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
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有人声称，由于文革的上山下乡使得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不过也有人通过对于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发现，那一时期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获得极大幅度的提高，识字率和入学率大规模暴增，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1961年40%，至1978年上升仅为58%）。在增加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唯一减少的高校招生人数按计划仅仅减少10万人而已。
这是由于知识青年在农村办学讲课，担任低薪金的教员，使得农村的中小学入学率及识字率提高。应该说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国的教育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由于知青下乡运动，合作医疗制度得以建立，大批知青从事赤脚医生的职业，建立了覆盖全国范围的提供保障的医疗保健制度。（央视纪录片《赤脚医生》）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知青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漫长的生活后，认为自己被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也有一些知青认为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了解了生活，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王小波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很多知青都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做第二故乡，对当地的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返城后仍时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一些知青诅咒、报怨、痛恨那段经历，返城后再也不愿回到农村。
总之，这场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运动目的

中国共产党对场运动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部分人士认为，毛泽东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足够的工作。
部分人士认为，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广大知青进行任何官方解释或物质赔偿。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

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
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 本帖最后由 wlx2006 于 2014-1-12 12:32 编辑 ]

那个时代造就了最干净的知识分子和最热情无私的农民兄弟群体~离开时代,个人-什么价值都体现不出来